张劲夫(1914—2015),是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他的一生,跨越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时期,其精神内核一以贯之:胸怀大局的战略眼光、直面挑战的担当精神与甘为人梯的公仆情怀。他的这三重境界,映照着共产党人真正的初心与使命,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谋划未来、攻坚克难、凝聚人心,具有深刻的镜鉴意义。
做“战略科学家”:以长远眼光与宏观布局,奠基伟业
优秀的领导者,必然有胸怀全局的战略远见。张劲夫在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时,展现出的正是这种“科学先行于经济建设”的深远洞见和宏阔布局。
1956年,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张劲夫在此际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实际主持全院工作。他立即投身于新中国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与组织领导工作。这份规划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并以高度的前瞻性,将原子能、无线电、半导体、计算技术等新兴尖端领域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张劲夫以其出色的协调能力,努力汇聚全国科技精英的智慧,将蓝图转化为行动纲领。作为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带领团队为规划的落地实施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此后“两弹一星”等辉煌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学科基础。
他的战略布局理念不仅体现在宏观规划上,也体现在人才培养这一根本大计上。1958年,钱学森、郭永怀等科学家倡议创办一所能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张劲夫敏锐地抓住这一构想,迅速代表中国科学院向中央报告并获批,亲手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诞生。他明确“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将中国科学院的科研资源与大学的育人使命对接,使这所大学从创建之初就站在高起点,为国家输送了一代又一代科技领军人物。此外,他还大力推动构建研究生教育体系,布局覆盖多个前沿学科的科研网络,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在多项尖端技术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例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等标志性成果。
真正的领导力除了“做事”更在于“谋势”。张劲夫站在时代潮头,以科学家的严谨与政治家的远见,协同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绘制科技蓝图。今天,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我们更需要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勇于在基础研究和前沿领域进行超前投资和长期布局,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做“攻坚克难者”:以非凡担当与协同精神,突破封锁
战略一旦确定,就需要有排除万难、将其实现的决心与能力。在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科技攻关中,张劲夫展现了“攻坚者”的铁肩担当和卓越的组织才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制“两弹一星”是关乎民族存亡的绝密使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张劲夫作为这项工程的关键组织协调者,在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资源短缺时,他的一句“就是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的朴实无华的话语,彰显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为国家押上一切的决心。他首先牵头组织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核工业)、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协同攻关,打破部门壁垒,有效调配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和资源,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他的调度下,中国科学院将精锐力量部署到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物理、中子物理、核材料冶炼等多个关键方向;在导弹研制中,组织力量攻关液氧—乙醇燃料、特种钢材等难题;为推动人造卫星早日上天,他组织科学家与时间赛跑。这种在危难之际,以强大组织力将国家意志转化为现实成果的能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勇于攻坚克难的精神贯穿了张劲夫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早在1949年他随军南下主政杭州时,就在百废待兴中迅速建立起当时全国最大的麻纺织厂,兴建水电站和化肥厂,稳定物价,保障供应。后来他主政安徽时,又坚定地推进农村改革,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展至林、牧、渔等领域,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在中央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期间,他高屋建瓴地提出抓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主导外汇管理、外资利用和技术引进,为推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转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伟大的事业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困难。领导干部必须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担当,更要有“弹好钢琴”的协同智慧,善于整合资源、打破壁垒,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这种担当精神和协同艺术尤为可贵。
做“后勤部长”——以服务之心与保护之智,凝聚人心
如果说战略眼光与攻坚魄力是张劲夫作为领导者的“硬实力”,那么他对科学家和人民群众的真诚服务与悉心保护,则是其感人至深的“软实力”,也是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他“人民至上”的公仆情怀,源自他早年的经历与信仰。他出身贫寒,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接受了“生活教育”思想的洗礼,确立了用知识改造社会、服务人民的初心。在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间,他常讲的一句口头禅是:“我是给科学家提包的。”这句话定位了他的角色——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而是科学家的“服务员”和“后勤部长”。为了给科技人员创造宽松高效的攻关环境,他细致入微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他理解、支持并帮助实现西北基地工作人员与家人团聚的个人愿望;当个别科学家思想有情绪时,他会与之交心聊天,如朋友般疏导负面情绪。这些看似烦琐的小事,却如春风化雨,赢得了中国科学院上下每一位成员的尊重与信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政治风浪中展现出的保护科学家的勇气与智慧。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机智果敢地提出,自然科学机构的“反右”斗争应由科学院党组负责。在此基础上,他制定了保护科学家的特殊政策,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对于老科学家,他力主采用“谈而不斗,谈而不批”的保护措施,并推动科学院起草了一份划定右派标准的保护性文件。这份文件如同一把保护伞,使华罗庚、钱学森等一大批国宝级科学家得以幸免政治冲击,能够一门心思扑在科研事业上,保护了新中国最宝贵的科技火种。
人才是事业之本,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无论是领导科技工作还是治理一方,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真诚服务,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才。领导者只有放下架子、甘当公仆,在关键时刻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才能真正凝聚人心、汇聚众智,形成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