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理学家。高攀龙崇尚以实学济天下、以实政惠民生。他从治学、救世、济民的实学、实念、实事出发，在朝堂与乡野间践行务实、为民、担当的官德操守。他提倡“实学”，与顾宪成并称“高顾”，并与顾宪成等人重修东林书院，培养出大批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和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倡导实学：经世致用之学
高攀龙主张把学术用于治理国家、改善民生，把传道授业与救国救民的事业联系起来，使学问能够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高攀龙继承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传统，提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的实学思想。他强调“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也”，反对空谈心性，认为只有把道德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学问。他在《日省编》中写道：“士人不可不务实事，犹农夫不可不耕田。”在《高子遗书》中，他强调“立本正要致用”，学者如果只在书斋问学而不知世事，便是辜负平生所学。这种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学风，是明代晚期实学思潮的重要标志，为后世留下了“事事关心”的精神遗产。
高攀龙认为实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他早年师从顾宪成，顾宪成在讲学时提出“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高攀龙则经常用市井案例来阐释经典，认为学问不应该局限于书本理论，而要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强调“格物”须落地于民生疾苦。他主张“道”就在百姓的日常之中，学习和追求真理不能脱离实际，由知达行，要在具体事务中践行道德、涵养品德、完善人格。因此，“格物致知”必须以现实关切为根基，那些看似琐碎的生活实践，正是通向真理的切实路径。商贩交易时的童叟无欺和重义轻利、官吏审理案件时的公正裁决、医者救治病患时的精益求精，皆是格物致知的生动体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其官德思想的理论基石，让程朱理学成为“百姓日用之学”。
秉持实念：救世济民之念
关于实念，他在《高子遗书》中提出：“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士大夫在朝为官，应时刻胸怀救世济民之心，并转化为改革弊政、挽救危局、恤商惠民的政治实践。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边防废弛、民生困苦、社会矛盾尖锐，他挺身而出上疏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今日第一要务疏》中，提出“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四项急务，谏言皇帝勤于朝政、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减轻赋税，从而挽救时局、改变政治生态。针对当时的赋税弊病，他深入民间调研，上《罢商税揭》，反对矿监、税使对工商业的横征暴敛，提出“惠商乃安民之本”“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等主张。对底层商贩的体恤更见其仁心。《高子遗书》中详述“市肆之利，农末相资”，提倡废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体现了对新兴市民阶层利益的关注。
高攀龙历任光禄寺丞、光禄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他多次为民请命，将务实理念推向新高度。光禄寺在采购食材时，常常向铺户收取高额费用，大大增加了工商业者的经营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公平交易。高攀龙任光禄寺少卿时，“裁无名供费，发铺行物价，革诸曹铺垫”，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废除“市司抽分制”，将商税从“三十分取一”降至“五十分取一”，使苏州、杭州等工商重镇“商贾辐辏，物价平减”。这种以民为本、藏富于民的税收改革，体现了对市场规律的朴素把握。任大理寺右少卿时，力主简化司法程序，避免冤案积压。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期间，面对阉党把持的“榷税监”制度，他上《纠劾贪污御史疏》，据实揭露崔呈秀在淮扬地区“盗以贿释，犯以贿免”的劣迹。在《申严宪约责成州县疏》中，对地方官职责作出“课农桑”“兴教化”“育人才”等55条具体规定，要求官员“以实心行实政”，严禁“虚文搪塞”。
躬行实事：匡助民生之事
高攀龙将实念与实事区分开来，士大夫既要心忧天下、关注政治、践行实念，又要关注民生、为民解难、力行实事。他说：“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高攀龙的务实官德，体现在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与切实行动中。
高攀龙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上疏弹劾首辅王锡爵并斥责杨应宿等人，受到排挤，被神宗贬为广东揭阳典史。这一职位虽低，却成为他力行实事的起点。抵达揭阳后，为了改变旱灾洪涝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民生凋敝局面，他四处察访民情吏弊，发起成立同善会，组织乡绅富户赈济灾民，这一实践为其日后在故乡无锡发展推广慈善事业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组织百姓开展生产自救，疏导河道，兴修水利，提高农业产量。严惩横行乡里的恶霸，整顿地方治安，保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有豪绅强占民田，高攀龙亲赴实地勘测，发现田契造假，当即废除契约并杖责豪绅。他深知教育对地方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性，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培养了一批建设地方的有识之士。重视道德教化，编纂教材，设立学馆，让失学儿童得以受教。仅仅半年时间，当地“民生渐苏，风化稍振”，社会治安和风气得到了改善，成为揭阳历代典史中唯一被供奉于名宦祠者。
此后，高攀龙辞官归家，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讲学生涯。高攀龙打破传统书院“闭门论道”的讲学模式，将实学思想付诸实践。他要求学子“必通晓时务物理”，每月初七为时政日，带领弟子研究水利、边防、田赋等实务，邀地方官吏共议漕运、河工等政事。这种“学问必关世道”的教育理念，培养出钱谦益、缪昌期等兼具经世才能与民本情怀的士大夫群体。在书院讲坛上，他创造性地将《周易》中的损益之道转化为改革方略，主张精简宫廷开支“以补民生之缺”，设计“内帑岁支不过十万，余皆充边饷”的财政方案，将易学智慧转化为损上益下、救国救民的政策实践。天启六年（1626），面对崔呈秀罗织的贪污罪名，高攀龙选择以死明志回击阉党，诠释了一名士大夫的不屈傲骨与精神风范。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盛赞其“以身殉道，以道殉国”。
高攀龙用一生奉行务实、为民、担当的官德坚守，务实需以为民为归宿，为民当与实干相结合，担当应以实事来体现。无论在朝在野，他的思想和道德足以成为后世楷模。
（作者系南京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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