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一件事办不成，你就多请示”“不想做事，就去汇报”“多请示、少决策”，这些通俗表达直指基层治理顽疾。当“怕难、怕烦、怕变化”成为部分干部的生存哲学，就会频繁请示汇报消耗行政资源，导致政策空转、民心疏离。
当“请示汇报”从沟通工具异化为避责盾牌，不仅让政策在传递中变味走样，更会在群众心中筑墙。这种看似合规的“程序正义”，是形式主义与责任缺失交织的怪胎，亟待剖析破局。
异化的“请示美学”呈现三重扭曲，亟需警醒提防。一是以“请示密度”替代“落实力度”。“文字大于行动”，现实中少数干部以“材料政绩”为通行证。乡村振兴中，有人拿“规划蓝图”当成果、以“请示方案”为成绩单，无视田间难题，致“纸上乡村”与“现实乡村”反差巨大。二是以“流程闭环”掩盖“服务空转”。行政审批中部分窗口将“走完流程”等同于“完成任务”，让群众在多部门间奔波、重复提交繁琐材料，而相关信息本可通过部门数据共享获取。这种程序设计以制度壁垒替代服务意识，导致“群众跑”代替“数据跑”，消磨群众获得感。三是以“责任上推”导致“治理悬浮”。基层矛盾化解中，部分干部遇棘手问题便以“请示上级”拖延时间、转移压力，甚至多次请示却不组织推进落实，致矛盾难题升级。“层层请示”背后是治理责任层层虚化，使基层应解决的问题不断上移，陷入“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困境。
究其深层原因，权责失衡与制度空转共生并存。一是权责倒挂催生“避险本能”。上级“层层加码”压责任却紧握审批权、执法权，导致基层“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一线干部因缺自主权只能频繁请示避险，面对新业态违规因无明确依据和裁量权，更依赖请示找“尚方宝剑”，助长“多请示、少担当”作风。二是考核导向扭曲“行为逻辑”。干部考核重“可视性指标”、轻“实效性成果”，上级评估过度依赖书面报告、台账资料，忽视群众满意度等隐性指标；“重痕迹轻实效”导致基层干部耗力“造材料”“写汇报”，“材料水平”成衡量标准，实干精神被边缘化。三是容错机制缺失抑制“创新冲动”。部分地方对干部犯错容忍度低，容错纠错机制未跟进，形成“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逆向激励；基层干部面对改革创新因怕担责而保守行事，对失误的过度恐惧使其畏首畏尾、缺乏创新勇气。
高峰眺望，重在破局。首要是重构权责清单，明确“可为”边界，构建权责对等的基层治理新生态。健全制度以明晰各级职责与权力边界，落实“权责对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适度下放基层治理相关审批权、执法权，避免“责任层层下压”，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保障基层干部“有权有责、权责相当”。重要是创新考核机制，树立“实干导向”。改革干部考核体系，以“群众评价”“实绩成效”为核心，降低“材料汇报”权重；建立“一线考核”机制，上级通过实地走访、随机抽查、群众访谈掌握实情；选拔任用重实干、实绩突出者，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撑腰。紧要的是强化能力建设，提升“治理效能”。针对基层干部能力短板开展精准化、常态化培训，突出数字化工具应用、群众工作方法等实用技能，以案例教学、现场观摩增强实效；健全激励机制，多方式结合激发积极性，促其敢作为、善作为。
（作者系江苏省镇江日报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