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1693—1766），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生兼有艺术家与地方官的双重身份，曾任范县、潍县知县，职位虽不显赫，却将“为公”之心融入为官、治学与处世。他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共情体察民生，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担当造福百姓，他的为官之道不仅体现在革除弊政、救济灾民的政务中，更融入书画创作与人生哲学，成为后世为官者与文人学子的精神标杆。
怀抱公心
郑板桥的为官之道，始于一份深切的公心。这份公心，并非来自高悬的义理，而是萌芽于他早年在社会底层的挣扎与洞察。当他踏上仕途，这份情感便很自然地升华为一种自觉的担当，成为他衡量读书、为官与处世的核心准则。
郑板桥出身江苏兴化没落书香世家，幼年丧母、青年丧父，家境贫寒时曾以卖画为生，目睹农夫在苛税下的辛劳、工匠被豪强压榨的窘迫、贫儒在饥寒中的挣扎。这些经历深深烙印在他心中，使“百姓之苦即吾之苦”的共情意识早早融入价值观。1742年，49岁的郑板桥考中进士，赴范县任知县。初入仕途，他便以《墨竹图题诗》表明为官初心：“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不仅是他心境的写照，更成为他为官为民的朴素宣言，此后多年，始终是他处理政务、权衡取舍的核心准则。他还多次在书信与文章中，批判“读书为科名、为官为私利”的浮躁风气，重塑“读书”与“为官”的价值内核。他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直言：“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在他眼中，科举只是入仕的“敲门砖”，绝非终极目标；官员手中的权力，是百姓赋予的“责任符”，而非谋己私利的工具。他曾对下属感叹：“若为官者只盯着功名利禄，百姓的疾苦谁来管？天下的公平谁来守？”这种以“公”为导向的价值观，如指南针般让他在复杂官场中保持清醒。更难得的是，郑板桥将公心融入艺术创作，让笔墨丹青成为“慰民”载体。他擅长画兰、竹、石，笔下竹子挺拔抗风、兰草清雅自守、石头嶙峋坚硬，这些形象既是他个人品格的象征，更蕴藏着对底层百姓的关怀。他明确表示：“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他为农夫画《墨竹图》题诗赞其坚韧，为受欺压工匠画《兰石图》劝其坚守。一次，某老儒因无力缴税被查封书籍，郑板桥帮其化解危机后，还画《竹石图》题“咬定青山不放松”相赠，鼓励对方在困境中保持气节。这种以画慰民的理念，让他的艺术超越了审美，成为其公心的鲜活表达。
力行公政
郑板桥的公心，并未止于情怀与宣言，而是切切实实体现在具体的政务行动中。他将“为公”理念转化为“兴公利、除公害”的务实举措，无论是赋税改革、土地清丈，还是灾年开仓赈济、以工代赈，其核心皆在于将“为公”的担当，转化为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公平与温饱。
1742年至1751年，从范县到潍县，他每到一地都用实际举措解决百姓急难愁盼。在范县任上，郑板桥刚到任便带随从深入乡野，一个月走遍全县村落。他发现百姓贫困根源：一是赋税繁杂，地方官吏巧立“火耗”“杂捐”盘剥，还将豪强赋税转嫁农户；二是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勾结衙役强占民田却逍遥法外。针对这些问题，他果断改革：亲自带队丈量土地、核对户籍赋税，厘清土地归属与税额，废除十余项不合理苛税，并将新赋税标准刻碑立在城乡路口，接受百姓监督。对侵占民田的豪强，他毫不手软，依法追田还民、严惩涉案衙役。有位王姓豪强凭关系强占十余户农民田地，郑板桥查实后，不仅勒令其还田，还罚其缴粮救济贫苦百姓，范县很快实现“苛税除、豪强敛”，百姓负担大幅减轻。1748年至1749年，潍县先逢大旱、后遇蝗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饿殍遍野。当时官场有“先奏后赈”惯例，等朝廷批复至少需一个月，灾民根本等不起。郑板桥毅然选择先赈后奏：“百姓命悬一线，若等朝廷批复，恐早已尸横遍野！我身为父母官，岂能因怕担责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他当即下令开仓放粮。为确保赈济公平，他制定周密方案：按户分粮，依家庭人口与贫困程度定额度，避免“富者多领、贫者少领”；每天清晨到粮仓监督发放，发现官吏克扣立即杖责；设立“赈济举报箱”鼓励百姓举报冒领。同时，他推行“以工代赈”，组织健壮灾民修缮城墙、疏浚河道、整饬市容，让灾民凭劳动获粮，既解决温饱又改善基础设施。面对粮商哄抬粮价，他发布告示规定米价不得超平时一倍，违者没收粮食；还动用官银到青州、莱州购粮平价出售，有效平抑物价，让无数百姓在灾年能够存活。
恪守公节
郑板桥的公道操守，还体现在清正廉洁、不谋私利的公节上。无论为官时甘于“布袍脱粟”的清贫，还是离任时“两袖寒风”的坦荡，他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何谓清廉自守，为其“为公”理想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郑板桥为官期间，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当时地方官员虽俸禄不高，但靠“火耗”“馈赠”谋私是普遍现象，许多官员上任不久便家财万贯，而郑板桥从不挪用公款、不接受百姓馈赠。有次范县老农为感谢他追回土地，送来一篮青菜与几个鸡蛋，他推辞不过便付钱，老农不肯收，他严肃地说：“我身为知县，不能拿百姓一针一线，这钱你一定要收，不然我绝不能要你的东西。”1751年辞官离开潍县时，他写下七言绝句诗《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其中“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两句道尽清廉，脱下官帽后，行囊空空、两袖清风，毫无积蓄。有人劝他：“你为官十年造福一方，就算拿些百姓馈赠也无可厚非，何必如此清贫？”他却回答：“我为官是为百姓谋福祉，不是为发财。若拿百姓东西，便是辜负信任，违背‘为公’初心。”离任时，他的行囊里只有换洗衣物、几箱书籍与自己的书画。他还敢于抵制官场腐败风气。潍县任上，多位官员为巴结他或求“网开一面”，送来金银珠宝、名贵字画与古玩，均被他当场拒绝。有次山东巡抚亲信来潍县，暗示他“孝敬”财物以获美言，他毫不客气地说：“我身为潍县知县，只知为百姓办事，不知何为‘孝敬’。若为公务，我定配合；若为私利，请回吧！”说完拂袖而去。事后他写下警示：“送礼者皆有求于我，或谋私、或欺民，此与‘公’相悖。收一文便失一心，失百姓之心，失为官之本。”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