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中国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积极实践者，先后以《群众》周刊主编、《新华日报》社长的身份，为中共南方局开展统战宣传做出了贡献。党史称其“以非凡的智慧在国统区开辟了特殊的统战战场”，其策略成为我们党在复杂环境中开展斗争的典范。
拓路：在白色恐怖中开辟统战宣传阵地
潘梓年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和斗争。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里，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国统区内开辟、坚守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始终如一地宣传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决策，为党组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
1937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见到夏衍时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带领大家分头投入工作，报馆筹备工作进展很快。潘梓年回忆，“报纸是于1937年10月在南京筹备的。当时反动派估计我们两手空空，而一切又都在它的严格控制之下，要出版一种日报是不可能的，因而口头允许，实际阻挠。不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已机器、纸张，一应俱全；试版送审，使它大吃一惊。只好露出狰狞面目，横蛮地不准出版。”上海、南京很快沦陷，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借机要求潘梓年到武汉再筹备出版。到达武汉后，潘梓年带领大家继续进行筹备工作，但国民党当局仍然以各种理由进行刁难和阻挠，不颁发出版登记证。周恩来指示潘梓年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指出，如果不给报纸和刊物同时发放出版登记证，那就必须让《群众》周刊先行出版。经过反复交涉并在抗议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办理《群众》周刊出版登记并允许先行出版。后经继续交涉，才同意《新华日报》也登记出版。
1938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武汉，杂志社和报馆人员分批撤往重庆，转移途中遭遇日军空袭，潘梓年的胞弟潘美年在“新升隆”号轮船上殉难。悲痛中的潘梓年强忍泪水，抵达重庆后夜以继日地投入党报党刊的复刊工作。潘梓年“人在报在”的精神感染着每位工作人员，《群众》周刊、《新华日报》在日军的轰炸中从未停刊，成为大后方最稳定的舆论“灯塔”。
智斗：既团结又斗争中传播进步思想
潘梓年始终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开展统战宣传，将争取广大中间阶层、爱国人士作为宣传工作的重要目标。在团结过程中，保持清醒的斗争意识，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和文化“围剿”，他公开揭露其假抗日、真独裁的本质，旗帜鲜明地捍卫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凝聚各界力量、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宣传策略上，他创造性地运用“两面开弓”战术。对正面战场，如实报道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胜利消息，刊登李宗仁、白崇禧等国民党将领的抗战言论；对消极抗战行为，则通过如社论《恐日病必须根除》等进行尖锐批判，揭露刘汝明、李服膺等将领临阵脱逃的丑行。1941年皖南事变后，当国民党封锁延安消息时，潘梓年组织翻译斯诺《西行漫记》中的关键章节，首次向国统区读者披露延安真相。
面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溶共”逆流，潘梓年指挥《新华日报》以“有报必驳”的原则，在要闻版连续刊发《粉碎汉奸理论》《反共就是破坏抗战》等社论，同时利用《群众》周刊发表长文《评〈中国之命运〉》，从学理上剖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论的谬误，把蒋介石侍从室内部争论中的“抗日与反共孰先孰后”话题公开化，成功争取到国民党左派、地方实力派在舆论上的支持。
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审查，潘梓年发明了“开天窗”的抗议方式。1939年3月，国民党当局强行撤换社论《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潘梓年当即决定：保留标题，下方留出1/4版空白，仅标注“奉命免登”。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抗议方式，后来被茅盾称为“最具力量的统战语言”。当国民党以“泄露军机”为由扣压台儿庄大捷报道时，潘梓年组织翻译《纽约时报》相关报道，通过国际电讯披露真相。1939年“五三”大轰炸后，国民党当局扣压报刊灾情报道，潘梓年组织记者拍摄现场照片，后来这些照片通过外国记者传回国内，打破了国民党对外宣传垄断，迫使蒋介石公开道歉。
聚力：构建起全民族抗战的舆论阵营
潘梓年依托党报党刊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全民族抗战动员，通过《新华日报》的新闻报道和《群众》周刊的理论专栏，努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正确引导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广泛联系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潘梓年主导下，《新华日报》成为文化界统战的核心平台。他亲自拜访老舍、巴金等作家，在报纸开设“文化界动态”专栏。在重庆民生路240号报社二楼，潘梓年每周举办“文化茶话会”。1941年夏，他妥善安排郭沫若与马寅初在此会面，促成《屈原》剧本中加入“民生多艰”的台词，借古喻今宣传团结抗战。他在《群众》周刊开辟“中国工业之路”“宪政问题讨论”专栏，邀请马寅初、黄炎培、章乃器等撰写文章，既讨论战时经济统制，也讨论战后民主宪政，使民族资本家看到共产党同样关心民族工业的命运；利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推出“新女性”话语，把妇女解放与“抗战建国”并置，把邓颖超、李德全、史良等妇女界领袖团结到统一战线周围。
潘梓年将青年视为“抗战的生力军”，在《新华日报》开设《青年生活》专栏，组织“百万封信慰劳前方”活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报社收到青年寄送的绣花手帕、照片等特殊信件，这些充满温情的互动极大鼓舞了前线士气。针对国统区群众文化水平低的现状，潘梓年推动新闻通俗化改革。报纸开设《读者信箱》专栏，每天收到数百封群众来信，其中不乏挑夫、车夫的手写稿件。对于这些“泥土里生长的声音”，报社专门设立通俗化编辑部，将党的政策转化为顺口溜、快板书等民间艺术形式，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宣传方式，使《新华日报》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
当时美、英、苏驻华记者云集，《新华日报》每月用英文出版“China Weekly Review”，专送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人；通过《群众》周刊发表《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论文，被《密勒氏评论报》多次转载。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后，潘梓年亲自撰写社论《华北胜利的世界意义》，第一时间将八路军战绩推向国际舆论场，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做了“八路军真能打仗”的评价。1943年秋，潘梓年秘密指导乔冠华编译英文手册《事实胜于雄辩》,通过宋庆龄的联络，将500份手册送抵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现场,手册中对比国共抗战战绩的折线图，让与会代表看到了中国抗战的真实面貌。
（作者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