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做的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也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土地革命问题进行有益探索的成功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重读《寻乌调查》以获得启示，学习融注其中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从而激发调查研究的自觉性，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水平。
坚持问题导向，确定调查重点
调查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寻乌调查的成功，为解决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范例。
20世纪30年代，党的革命根据地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同时，党内仍存在对富农问题、工商业状况没有全面了解，对农村和城市的关系没有摸清的情况。毛泽东正是怀揣“富农与地主阶级的区别何在”“广大贫农雇农对富农态度如何”“当地工商业者具体情况如何”等一系列疑问，以明确的问题意识在繁忙的军政工作中抽出时间进行调研，力求通过实地考察，掌握寻乌商业发展现状的第一手信息，搞清楚当时富农、工商业、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城市贫民的现状，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发展需要的土地革命路线。
调查研究之前要确定调查地点，地点选得好才有代表性。毛泽东作寻乌调查的选址是有代表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寻乌可以看作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其本身也符合调查对象的典型性特点。寻乌的商业，是毛泽东这次调查的重点。他特别详细地调查了寻乌城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状况，向郭友梅等人询问杂货店、裁缝店、钟表店、屠坊等20个行业所经营的货物品种、生产数量、销售价格等。在调查中，毛泽东对有些商品的制作过程了解得极为详细，如“水货”类中的酱油，从其原料到加工生产，到制出成品，再到销售的数量和价格等都逐一做了调查。除调查商品的生产和店铺的生意外，毛泽东还具体考察分析了其盛衰兴替的历史。如郭友梅经营的“郭怡和”杂货店，有100年的历史，是寻乌城的第一家大商店，曾积累下不少本钱。但从1928年起，农村灾荒，农民受到重租重利剥削，购买力低，买了东西还不起商家的账，商家又无本钱到梅县、兴宁办货，又遭到抢劫，所以使“郭怡和”杂货店变成了只剩下很少本钱的小店。为了搞清楚寻乌是不是存在卖妻鬻子的状况，毛泽东还专门找了3个不同村的贫苦农民开小型调查会。这几位贫苦农民反映：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种田人吃不上饭的在村里要占40%，每年有5%的人家破产，加上债主催租又逼债，使得一些贫困交加的农民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惨境下，不得不忍痛卖妻鬻子。
由个别到一般，归纳总结规律方法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到，不管是研究农村问题还是城市问题，都要扑下身子、拼着精力地研究透一个地方再着手研究另一个地方，由个别到一般。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调查研究工作要解剖麻雀、见微知著。
1931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小布圩，将寻乌调查得到的丰富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写成一本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在文中，毛泽东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再研究别个地方；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经过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了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寻乌调查》全文81000多字，从1930年5月开始调查到初步写好调查材料共一个月时间，是高效率的调查，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即调查会中亲手笔录，调查后亲自整理。毛泽东在作寻乌调查时，在调查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已获取了不少材料，并从中归纳出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生活比较奢华，看钱看得松，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第三种人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在分析总结这些材料时，毛泽东发现还欠缺对这三种地主态度成因的分析，于是他又去了解这些地主态度的成因。
选择寻乌作为个别案例调查研究，正是因为可以通过寻乌摸清楚整个中国城乡的基本情况。在对寻乌商业情况的实践调研中，毛泽东又仔细考察了门岭、梅县两地的生意往来，安远、梅县的生意往来，以及梅县到信丰的生意，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货，寻乌的重要市场等众多方面，发现寻乌当地存在着家庭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相互斗争而发展的局面。以小见大，触类旁通，我国与寻乌相同类型的其他城镇的商业全貌也就彰明较著了。
明确调查主体和对象，发挥领导干部的领头羊作用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古柏是寻乌县人，相比较毛泽东要更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毛泽东要召开调查会，古柏根据他的计划和调查要求，精心挑选、召集相对了解寻乌具体情况、有代表性的人员参会；开会时，遇到毛泽东听不懂的客家话，古柏负责做调查记录和翻译，会后，他还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毛泽东要做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古柏就陪着毛泽东走街串巷，深入商店、作坊、圩场和田间地头做调查，与店员、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促膝谈心，广泛接触各行各业人员，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对于古柏在这次调查中所提供的协助，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高兴地对朱德说，“古柏熟悉情况，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在与毛泽东一起调查研究的过程里，古柏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做到了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尽到的义务。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来了解情况，广泛收集材料；善于驾驭局面，推进调查整体效果的取得；亲自作记录；有吃苦精神。毛泽东在一个月的调查中，没有一点架子，与调查对象平等、融洽地共处，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只要了解到某人知道某种情况，毛泽东便以三顾茅庐的诚心去拜访、询问。有一次他还帮当地农民插秧，在共同劳动中获得真实材料，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90多年过去了，《寻乌调查》所涉及的具体内容逐渐铸上了历史的烙印，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步步发生改变。但其观察社会、关注实践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却永远熠熠闪光，指引我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