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与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被史学界称为“马列五老”。谈到郭若沫的史学成就，就不得不说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扛鼎之作——《十批判书》。《十批判书》历来被认为是郭沫若史学研究成熟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史上的奠基性成果。这本学术巨著与《群众》周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群众》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缩影与见证。
今年是《群众》周刊创刊85周年，重温《群众》周刊为团结史学家所设的“中国历史讲座”“纪念甲申三百年”等栏目，重读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史学大家在《群众》周刊发表的一系列史学文章，可以更加明晰《群众》周刊为团结史学家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的努力。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
抗战时期，《群众》周刊团结了一大批史学家，除了郭沫若外，翦伯赞、范文澜、杜国庠、胡绳等都曾为《群众》周刊撰写大量高质量的史学文章。如翦伯赞撰写了《杜甫研究》《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桃花扇底看南朝》《论中日甲午之战》等文章，范文澜在《群众》周刊连载《中国历史讲座》。此外，还有胡绳的《在“九一八”纪念中学习》、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侯外庐的《周代社会底诸制度考》、陈家康的《明末农民运动研究》、杨松的《论第一次中日战争》等。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著作由十篇考证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章组成，其中六篇首先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些文章许多源自《群众》周刊编辑的约请。如《十批判书》的创作即源自《群众》周刊编辑于怀（即乔冠华）的约稿。据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所述，1943年7月，乔冠华约请他撰写一篇关于墨子的文章，他欣然应约，随即写就《墨子的思想》一文，该文对墨子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是《十批判书》的第一篇。他没有想到的是，《墨子的思想》一文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继而引起了一场关于墨子思想的学术争论。对此，郭沫若连续在《群众》周刊撰写发表了《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吕不韦与秦代政治》《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孔墨的批判》等重要学术研究文章予以回应，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入《十批判书》。
推进百家争鸣
郭沫若与翦伯赞、范文澜等同属一个革命阵营，但是他们在学术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墨子、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思想上碰撞、交锋较多。
《群众》周刊在发表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后，不久又刊发了杨天锡的《“墨子思想”商兑》和筱芷的《关于墨子的思想的讨论——就正于郭沫若先生》两篇商榷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墨子的思想》一文进行了直接回应和批评。其实不止这两篇文章，许多史学家和郭沫若观点不同。如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肯定墨子代表“农民”的观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墨子代表了下层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杜国庠也对墨子比较推崇。而郭沫若并不认为墨子代表中下层人民，他对墨子的评价也没有那么高。历史分期问题是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争论的另一重大问题，主要焦点在于封建社会何时开始。郭沫若持“战国封建论”，而翦伯赞则认为是“西周封建论”。由于历史分期问题比较复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几位史学家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对于这些争论，郭沫若是忐忑的。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说：“当我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发表了之后，差不多普遍地受着非难，颇类于我是犯了众怒。……在同道的人中得不到谅解，甚至遭受敌视，那却是很令我不安。”然而，郭沫若又是自信的，他希望以理服人。他说，“假使我错了，应该举出新的证据来推翻我的前提”，“只要我有确凿的根据，我相信友人们是可以说服的”。他认为学术观点的分歧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切不要强加于人。郭沫若没有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对其他史学家有所芥蒂，翦伯赞、范文澜等也没有感到丝毫不妥，皆视学术争鸣为正常现象。
几位史学家在《群众》周刊关于墨子、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质疑、商讨、辩驳、答复，以及《群众》周刊的鼓励支持，充分展现了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大大促进了史学的发展。正如郭沫若所说，“我的近两三年来的关于周秦诸子的研究，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或鼓励，恐怕也是写不出来的”。
对于这些争论，《群众》周刊是鼓励的，《群众》周刊编辑部曾作出说明：“天锡先生和筱芷先生的论点虽不同于郭先生，但在求真理的基本立场上，三位先生是一致的。凡严格的遵循这一基本立场，有真知灼见，论点不重复，言之有物，理论有根据的，本刊无不乐于发表。”这是《群众》周刊对于墨子等问题大讨论的态度，也是《群众》周刊对待学术问题的一贯方针。这些学术讨论是《群众》周刊积极贯彻我们党的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的成功实践。
践行群众史观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关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群众》周刊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宣传、贯彻群众史观，与诸位史学家一起推动了群众史观的发展。
在史学研究中，郭沫若秉持人民本位。人民本位是《十批判书》一书的指导方针，也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正如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所说，他的评判标准是“以人民为本位”，他说，“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
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利益。在群众史观这一点上，几位史学家是一致的。如翦伯赞明确提出，“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范文澜认为，要把2000多年的历史看作一部以农民为主角的历史，看作一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否定了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观，论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观点。这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人民史观相通，也高度契合《群众》周刊的办刊方针。
群众史观、人民史观等和帝王本位相对立。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古代官方史书的编撰体例，大多为纪传体，即以帝王本纪和将相传记为结构，记述古代王朝历史。可以说，帝王本位是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书中对于人物的评价，一般也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从王朝和统治者利益出发。传统史学的关注点主要是帝王将相。而郭沫若等诸位史学家都认为史学不应该是帝王将相的家书，史学要看到人民群众，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看到了人民的艰辛，也见证了人民的伟大。这些著作的发表，让史学界更加关注人民、研究人民，也让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的角度更加心系人民，热爱人民、服务人民。
（作者单位：群众杂志社）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