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走向全国的“成功试点”

提起中国改革的历史，王安石变法不可不提。王安石变法旨在富国强兵，主要包括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等。王安石变法涉及科举、农业、水利、军事、户籍、经济、交通等多个领域，因此可以说是带有系统改革性质的“顶层设计”。我们知道，王安石推行的全国性变法失败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地方任上推行的改革很成功。比如青苗法、免役法等，在他任地方官时已经推行，实际效果很好，在其它地方也得到验证。但是，为何推广至全国就出现种种问题？

以青苗法为例，我们先来看看王安石在地方任上的具体做法。

他在地方任上推出青苗法的1.0版本，在青黄不接、民不聊生之际，把县粮仓里的粮食借贷给贫民，秋天收成后民众加息返还，这其中，政府的利息要低于民间高利贷。这种做法缓解了当时地方高利贷盛行之弊，减轻了民众负担，促进了生产，而且政府粮仓里的粮食也得以更新，是双赢之举。从操作手法来说，是典型的盘活存量，调动民众积极性，实现了增量。

此项举措最有价值之处，是王安石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从民众利益角度出发，积极探索，改革创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他才能在思考和举措上跳出常规，迥于俗吏，取得改革的成功。古往今来，任过知县的人不可胜数，但是能像王安石这样从民众利益角度出发、用心去探索创新的，能有几人？无论是哪一个时期，如果多一些像王安石这样锐意创新进取的地方官，我国的发展肯定会更好。

作为地方官，王安石推行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王安石的做法是政府干预市场、激活经济，试图抑制当时的“兼并”之风，控制贫富差距。可以说是利国利民之举。习总书记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上，提到了王安石、郑板桥、陶渊明等六位中国历史上曾经任过知县的人物，指出他们都曾在知县这个位置上做出不凡的成绩，评价王安石是在地方官任上大胆革新的典型人物。但成功的地方试点为什么在走向全国时就失败了呢？

现在有几种说法：

北大邓小南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人认为王安石任地方官时是在南方，他主政全国时的改革方案是全国南北方全施行，而南北方情况有所不同，因此，青苗法在全国推行就遇到了种种问题。改革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

美国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改革中以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希望通过增加经济总量，在税率不变情况下，国库收入可以增加，这是现代国家理财者共信的原则。他还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的部分改革举措超前了近1000年。就是被人诟病的“青苗法”，也曾被1930年前后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借鉴使用，建立常平仓，一边发放农业贷款，一边收购多余粮食及食品，对美国当时的物价稳定及粮荒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认为，回到历史情境，从改革系统论角度，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改革的激励机制有问题。王安石急于求成，为了推行改革，取得支持，听不进不同意见，盲目根据表面成绩来提拔和罢免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劣币淘汰良币”现象，即提拔的都是拍马逢迎之辈，而真正有操守、有想法的官员被边缘化或罢免。此种现象，一方面败坏了官场风气，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改革的失败。改革被敷衍和应付，导致改革变异，加重了民众疾苦。

粗看此问题，可能认为是具体操作方案的官吏问题。良官良吏操作时，则百姓受益；当庸官恶吏实施时，则百姓遭殃。但其实，深究起来，是改革的激励机制存在问题，才导致基层官吏在具体执行中不顾具体情况、不思改革本意，一味取悦上级，造成改革反而加重了民众负担的怪现象。

王安石推行的改革，受到了司马光等守成派的强烈反对，因此，急于求成的王安石，在推行改革时更加注重各地上报的改革成绩。在此种导向下，各级官僚采取各种手段，完成上级交办的数字任务（就是青苗法，后来也出现了摊派）。用御史中丞杨绘的话说，各级官吏“惟务敛之多而行之峻，致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将以为率其剩者而官取之”。他的话形象描述了改革过程中的官吏行为。这种情形下的改革，已经走向反面，本想造福于民，却因为各级官僚的“唯上”机械执行，变成造害于民。

第二，改革的反馈机制有问题。任何一项改革，在推行过程中，主导者都要注意收集各级执行者的反馈意见，以及改革承受者民众的反映。但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普通官员的反对意见，王安石听不进去，一概认为是对他主导改革的反对。

宋神宗曾经派两个太监到基层去看看青苗法到底是否如其他大臣攻击的那样扰民。结果，这两个太监，一想到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就违心向宋神宗报告，说青苗法在下面施行的很好，百姓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宋神宗听到此言，很是开心，也坚定了对王安石推行改革的支持。

第三，改革的基本动力缺失。纵观王安石变法的始终，他改革得以推进的最大动力是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的改革，因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气势，以及现实推进中的一些做法，得罪了士大夫群体；改革执行中出现的变异，又导致民众利益受损；唯一受益的是投机钻营的官场小人，他的改革失败是必然的。

另外，王安石在全国推行变法时，虽然有改善民众生活的初意，但他更多的是着眼于“富国强兵”角度。所以，在一次宋神宗和他的辩论中，当宋神宗提到一处百姓民众受苦时，王安石说出了“庸恤”这个词语，说明他改革思考的出发点。但是，恰恰是他对民众问题的不够重视，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新的30年，将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在此过程中，改革更加成为全面的整体事业，需要从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反馈机制等多个层面推动完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中国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进入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众富裕、文化多彩。对王安石改革进行分析总结，对当下中国改革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