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伯焘的“红盖头”

旧时一些媒妁包办的婚姻，少女出嫁，一番唢呐喧天迎娶、双双跪拜高堂、觥筹交错喜闹一阵后，进入洞房，新郎轻轻掀开新娘垂披在头上的那块红红盖头，是美是俊是丑，这才露出其”庐山真面目“。

近读颜伯焘的一段史实，颇有掀开新娘“红盖头”的感觉。

颜伯焘，清代嘉庆至咸丰年间的一位官员，因其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受祖、父辈的良好思想影响，秉性刚正不阿，“娴习吏治，所至有声”。

嘉庆十九年（1814），颜伯焘殿试入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借新进士巡游的机会顺便到浙江看望父亲。这时刚出任浙江巡抚不久的颜检，拿出其父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所刻官箴拓本，对儿子颜伯焘说：“你现在已进入前程无法预料的官场，应该研究公职人员做人做事的原则。这是先祖留下来的格言，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家风、家训。”

颜伯焘郑重接过，只见拓本上书有“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他仔细恭读后，将拓本珍藏起来。

道光二年（1822），颜伯焘出任陕西延（延安）榆（榆林）绥（绥德）道台，拿出父亲所赠的拓本，抚摸细看，于道光四年立秋写了一篇跋文，寄与任长安知府的张爱涛（名聪贤），请其刻石立碑，想以此碑作为座右铭自警，勉励自己，不可松懈。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颜伯焘调任闽浙总督，他是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之一。由于他不懂装懂，刚愎自用，致使厦门一战吃了败仗，罪遭革职。

颜伯焘被革职后返粤，护送亲兵甚众。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三月途经漳州，“自初一至初十日，无日不过行李”，“每日总在六七百名”。初十日，颜伯焘到达漳州，“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事后，漳州府长官“面恳稍缓数日”，闹得“县中供应实不能支”。

从颜伯焘为“官箴碑”写跋并作为“座右铭”自警，到厦门败阵罪遭革职，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为何行止竟判若两人？在权力面前显出“庐山真面目”。

细就考察分析，有这样几种可能。其一，初始颜伯焘立碑自警，或许真是出于真心，只是由于后来的地位、环境、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也随之变了，在白花花银子的诱惑下，变得见钱眼开了。什么自警，什么“官箴碑”，早都弃置脑后，忘了从政的初心；其二，当初颜伯焘见贤思齐立碑自警，只是做秀，只是顺应民心的一种姿态，只是掩盖贪婪作恶的一种装饰，也是欺上瞒下顶在头上的一幅“红盖头”；其三，也可能是随着颜伯焘官高位重之后，逐步失去了有效监督，即便是一些形式主义的监督也只是贴在墙上，说在嘴上，印在文件上，做做样子、走走过场而已。

当今官场披着“红盖头”，言不由衷的大有人在。有的人刚进单位时，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对同事、长辈也十分谦卑。而工作有一点成绩，个人有了一点资本，或者找了一个靠山，就掀去了“红盖头”，趾高气扬，说话做事前后判若两人；有的人刚走上领导岗位，做事公道，清正廉洁，很受群众拥戴。而拍马的人一多，手中的权力一大，就揭掉了头上的盖头，私心膨胀，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受贿索贿。

一个失于监督权力的机制，必然会导致滥用权力，一些人见酒则醉，见财则贪，见色则淫，乃至腐败。这样的教训古今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说：“始我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我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对于“颜伯焘”们，我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