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长达（1848—1934），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期的杰出女性，一生跨越封建礼教崩塌与新文化思潮崛起的双重激荡。她以传统贤妻良母为起点，在丈夫早逝后突破性别桎梏，创办振华女校推动女子教育，组织“放足会”引领社会变革，更以言传身教培育出顾颉刚、王季玉等杰出子孙。她的人生轨迹堪称近代知识女性觉醒的缩影，既保留了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的底色，又开创了“兼济天下”的新范式，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构建出独特的生命价值体系。
相夫教子蕙质兰心
谢长达出生于苏州阊门内天官坊的显赫世家，其父谢家福不仅是晚清江南电报局总办，更是近代中国电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经世致用”实学传统与儒家伦理的家学，为她的成长提供了营养。家族藏书楼中既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实用典籍，又珍藏历代《列女传》注疏本，这种知识结构的双重性，使她在闺阁之中便习得将经典文本转化为生活智慧的能力。
1867年与江苏学政王颂蔚的婚姻，表面是典型的士绅联姻，实则暗藏人生的突破。其夫作为经学大师俞樾的得意门生，曾公开质疑“妇人识字多诲淫”的陋见，主张“女子通文墨方可明大义”。这种超前观念在洞房之夜化作妆奁中的《郑氏女孝经》与《泰西新史揽要》并置，隐喻着传统妇德与现代意识的微妙融合。在相夫教子的二十年间，谢长达创造性地将儒学经义转化为治家实践。她以《资治通鉴》编年体例整饬家事簿记，参照《朱子家训》设计出“晨昏功课法”，将洒扫应对的日常劳作纳入道德修为体系。最具突破性的是其独创的“家塾联教法”：在宅邸“怀新草堂”设塾，令子女与仆佣子弟同案而学，课程设置兼顾经史子集与实用算术。每日辰时，学生需先临摹《女诫》楷书，继而演算《同文算指》习题；午膳后则分组辩论《孟子》章句，仆佣子弟可凭课业积分兑换笔墨。这种教育模式既维系“主仆有序”的礼法框架，又通过知识共享打破阶层壁垒，其五子三女后来皆成新式教育先驱，仆佣子弟中亦走出多位电报局技术骨干。这种将传统家学智慧转化为社会教化的实践，恰如她在家训中所书：“治家如治河，疏导胜于防堵。”
1890年制定的《王氏家规二十条》中，除“男女六岁皆入学”“婚嫁禁奢靡”等，更设有社会改良性质的突破性条款：第十二条规定“仆佣子嗣考取新式学堂者，主家供束脩之半”，第十四条要求“族中女子需习珠算及簿记术”。这些浸润着经世思想的条文，与其说是家规，不如视作微型社会改革方案。而她在守制期间完成的《课子随笔》，更以“女子教育乃国民母教之基”的论断，颠覆了班昭《女诫》的驯顺传统。书中记录的“母女辩难”场景——就《孟子·离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展开义理交锋，展现出清代闺阁中罕见的批判性思维。这种将丧夫之痛转化为革新动能的智慧，恰印证了她对子女的训示：“枯杨可生稊，家道在鼎革。”
崇文兴学追求进步
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制度，次年颁布《劝学所章程》，在传统社会透出近代教育的微光。彼时57岁的谢长达，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捕捉到历史的机遇——她深知“女学不兴，国基不固”的深层逻辑，在苏州葑门十全街创办振华女校（今苏州十中前身），这一举措不仅是对朝廷“振兴女学”政策的呼应，更暗含助推妇女解放的雄心。相较于同时代教会女校的宗教渗透与官办女塾的礼教桎梏，谢长达的办学实践呈现出独特的制度创新：其课程体系以“中西贯通，德才并育”为纲领，国文课时占比达45%，远超玛利诺女书院30%的标准，教材选用自编《女子国文读本》，将《诗经》《楚辞》与秋瑾诗文并置；西学课程则突破“女宜家政”的窠臼，设立江南女校首个理化实验室。这种“以传统为文化血脉，以西学为经世工具”的模式，使振华女校三年内吸纳学生217人，连张謇亦赞其“开女智如治水，导其流而浚其源”。
在管理机制上，谢长达首创“双轨共治”体系：一方面设立由王谢家族主导的校董会，借助传统士绅权威获取办学合法性；另一方面成立中国近代首个“家长委员会”，邀请盛宣怀侄媳庄曜孚等开明人士参与课程审定与经费监督。这种将宗族资源与现代民主治理结合的模式，使振华女校在1908年苏州学界风波中成为唯一未被查封的女校。其治校智慧更体现在细节创新——她将朱熹《小学》中的“居敬”理念转化为寄宿制管理：学生晨起需整理内务并记录“修身日记”，晚自习则按《文心雕龙》文体分类研习策论。这种传统伦理与现代纪律的融合，塑造出迥异于教会女校的精神气质。
谢长达的女权实践始终贯穿“改良而非革命”的智慧。早在1903年发起苏州放足会时，她便设计出“三级动员”机制：先以《天足考略》考据史实说服冯桂芬家族女性公开放足，形成士绅阶层示范效应；继而组织女学生创作吴语《放足歌谣》，通过街头传唱渗透市井阶层；最终借势促成苏州府颁布《严禁缠足令》。此案较山西巡抚毓贤的同类政令早两年实施，成为清末地方女性解放的典范。在女子参政权运动中，她提出“教育赋权阶梯论”，主张“识字明理—经济自主—参政议政”的路径。
正如校史碑所镌“化闺阁为天下”，谢长达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注入教育实践，在振华校园建造“思辨堂”，鼓励学生以《盐铁论》文体探讨妇女职业问题；又将家族“济困田”模式移植为奖学金制度，资助贫寒女生赴沪就读务本女塾。这种兼具文化根性与现代视野的探索，使振华女校成为清末民初女性领袖的摇篮：费达生在此奠定蚕丝事业理想，何泽慧萌发科学报国志向，而杨绛的文学启蒙亦始于此。
勤俭家风育子成才
谢长达的治家哲学彰显着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理念与现代公益精神的奇妙融合。在家族财务管理中，她创造性地将《大学》“生财有大道”思想转化为“四三三”分配原则：年收入40%投入教育基金，30%用于置办义田，剩余30%方为日常用度。这种超越时代的财务规划，使得王氏家族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中始终保持传承。她本人践行极简主义生活，常年以苏布裁衣、四菜待客，却斥资三百两白银为振华女校购置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此价相当于当时苏州中等家庭全年收入。
在子女教育上，她践行“因材施教”原则：长子王季烈被送往日本学习工科，成为近代声学奠基人；次女王季玉执掌振华女校三十载，将其发展为江浙名校。这种尊重个体差异的培养模式，打破了中国传统家族“重长轻幼”“重男轻女”的继承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她特别注重挫折教育，在长孙留学受挫时写下“困顿乃成才之砥石”的家训，这种理念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陈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