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革命的浩大洪流中，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紧密相连，众多女性革命者往往不让须眉，在革命年代呈现出别样风姿。雨花英烈中女性烈士众多，其中由地方知识女性成长为新四军女战士的孙晓梅烈士，就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革命者。
“恶深闺”的倔强女子
孙晓梅于1914年“出生于钱塘江南面的一个名龙门的大村落里，那是一个交通不便利、文化不发达、封建思想和旧礼教极浓厚的地方”。在青少年时代，孙晓梅就表现出一位“年及二八，恶深闺，崇自由，自食其力”的少女形象。
随着知识的日渐增长，孙晓梅对传统旧俗给予广大女性的压迫深恶痛绝。在龙门小学任教时，孙晓梅“诲顽童于堂上，习真理于灯下。数载，粗知民主，乃身体力行。抗封建糟粕，拒男尊女卑，争妇女权益”，以致被乡里人责“怪女子”。
1934年，孙晓梅即将其男女平等理念付诸行动。根据龙门孙氏族规，女子不得参加族里祭祀活动。为了争取男女平等，该年孙晓梅在本村发起了冲击旧式族规的斗争，春祭之时，孙晓梅带领七八个受过教育的女同学闯进祀场。面对一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指责，孙晓梅等人沉着冷静，据理力争，并得到了族中几位开明人士的同情，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此后，孙氏祠堂废除了这个歧视女性的传统族规。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5月孙晓梅在日记中说，“我们的敌人，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我们不应以男女的界限来减轻我们进攻的实力”，“事实在告诉我们，‘机会已将到了’”，“我们要出头，唯有革命，革命！受苦民众起来的革命！”此后，孙晓梅将目光逐步投向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
“地地道道”的新四军女战士
1938年10月，孙晓梅收到在新四军工作的堂弟孙成修的来信，要她动员家乡青年参加新四军。孙晓梅遂说服母亲，带上几个受她影响较深的青年，一起去参加新四军。
当辗转到达泾县并找到新四军时，孙晓梅欣喜地发现“这里，完全是一个正规军队化的集团，所以一切生活，全是纪律化，工作非常忙，整日不会有空的辰光。不过，我们并不觉得苦，只感到生活的紧张和有意义。最使我开心的，是看书的自由，发表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同时，此地的精神，全是劳动化，什么事都由自己来负担”。
孙晓梅还观察到，“此地的组织”有“小同志队”“青年队”“医务队”“服务队”等；这里“大部分的同志，都是由沦陷区域跑出来的热血青年，尤其是上海最多。分子很复杂，有工人、店员、学生、机关职员，有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和子弟，大家都是共同生活，共同研究，共同学习”。并且新四军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附近的老百姓，对于新四军的欢迎，真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这就是新四军成功的大原因——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初到泾县的孙晓梅即被安排在新四军教导队第八队，后被分配在军部服务团做民运工作。此时孙晓梅已经从知识女性转变为一副“地地道道的女兵形象”，“她个儿不高，中等身材，皮肤黑里透红，长得结实、健壮。她穿一套灰布军装，军装的颜色洗得已经泛白了，肩头、膝盖也磨得有些发毛，左臂上缝了一块臂章，白底蓝色图文，上面印着几个穿军装、持枪向前冲刺的战士，有“N4A”的外文字”。
1939年初，孙晓梅被分配到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组工作，她或阅读经典书籍，或摘抄读书笔记，或撰写心得体会。期间，孙晓梅收集当地军民抗日事迹，写成《繁昌战斗中的妇女们》一文，发表于1940年4月15日浙江绍兴出版的抗日刊物《战旗》上。孙晓梅在该文中描述了繁昌战斗中女性的表现，指出她们“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40年初夏，孙晓梅奉命随工作队离开皖南，奔赴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江阴夏港一带做民运工作。同年9月，孙晓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书信中的家国情怀
因离家甚久，母亲来信要孙晓梅离开革命队伍，孙晓梅在回信中说：“我是一个有理智和勇气的青年，我不会被人家利用和愚弄。我有我的人生目标、理想前途，我决不会让自己盲目地陷入黑暗的深渊里去；我有我天赋的顽强心，我不怕任何压力、威胁、非议；我能毅然地打碎封建礼教所束缚我的镣铐。”为了说服母亲，孙晓梅进一步解释：“我们除了为大众谋福利而奋斗外，个人的利益，本来就放在后面的。‘全忠不能全孝’，这是历来的忠臣义士的名言。母亲，请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愿，让我自己去做封建社会下的牺牲品。”由此，之前孙晓梅的倔强性格已经转换为对革命事业的执着。
孙晓梅预料到这封信中的一些内容，可能会使母亲“看了生气得发昏”，于是她继续阐明自己的立场，“我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只有牺牲自己的幸福。我相信，只要在全人类得到解放之后，我也一定会被解放的”。在孙晓梅看来，“时代是向前推进的，历史轮子决不会向后退。所以青年人，特别是有理性的青年人，一定会拉住历史轮子一同向前进”，“根据这个定理，我们不能墨守旧法，而让自己掉在时代的后面”。
对于革命事业的前途，孙晓梅提到，“一件事业未成就之先，一定有人反对”，并列举孙中山和秋瑾两位革命家的事例予以说明，她提及同为浙江籍女性的革命家秋瑾时说，“秋瑾在当时，多少人骂她大逆不道，结果在历史上流芳千古”。这尤能凸显孙晓梅敢为人先以及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向往。
皖南事变后不久，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复杂，国际国内革命形势非常险恶，此时孙晓梅任中共镇丹县委妇女部长，在句容宝华山一带从事秘密工作。当姨妈来信质疑革命前景时，孙晓梅在回信中逐一解释并慨然表示，在民族危急时刻，若“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前途。梅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梅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孙晓梅进一步向姨妈表其心志：“梅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努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决不做民族的罪人。”
正是带着满腔热忱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孙晓梅在多次革命行动中展现出革命女性的坚韧和操守。在抗战最为艰难的岁月里，1943年孙晓梅调任中共长江工委任政治交通员，这年5月在南京龙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壮烈牺牲。
（作者单位：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责任编辑：朱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