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合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中国传统价值观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特色。
第一是以人为本。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文化都是以神为本，中国早期历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他的思想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西周时期开始有一种思想，说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在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当时有这样的观点：依靠人的祭祀，神才存在，没有人的祭祀，神就没法存在。这就是说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和特色。这就是中国人以人为本思想的最早起源。
春秋后期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绝大多数都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又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整理有不同的理念，但坚持人世优先，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比如春秋的时候，有的思想家就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迩就是近的意思。孔子其实也讲了类似的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为什么要敬鬼神？我想从孔子的角度来谈，他承认神灵的存在，但神灵对人的作用有多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敬神，保留人的一种敬畏感。在一个古老信仰的传承下，虽然我们今天强调人世，但依然要保留一份对更高存在的一种崇敬和神圣感。为什么中国古人在政治管理方面积累很多智慧？是因为很早中国人就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人世的管理上。
第二是以德为本。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其纲领在《大学》中已有阐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可概括为“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指统治者以德配天，以德治国的最高目标和纲领，而“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言之，就是“修己”、“安人”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君主要修德，以德治国，“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主张德教，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治国理政理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以德为本。
第三是以民为本。《尚书》中已有“民为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国。在《尚书》里边，应该说有不少这样的思想。到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一个在比较中的价值选择。在孟子以前虽然有民为邦本的思想，君王还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可是在孟子所表达的政治里面，君为轻。不管是君王也好，还是他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
第四是以合为本。以合为本的合，就是强调统一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我们强调的价值观，讲中国人的理念，必须也有一个更高的视野。党的十八大报告里，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讲发展时，一定要考虑生态文明的建设、维护和涵养。这一点与我们古老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是讲天人合一，中国人都趋向于合，而不倾向于分。人与自然的统一，天人合一；多民族融合统一，也是一样。中国从政治、从治国理政再往上提高一层，我们叫天人之学、天人之际，这涉及哲学的宇宙观，就是注重合，不注重分。
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跟西方近代相比，有很大不同。
第一个特点是“责任先于自由”。就是很强调个人对于他人、对社群，甚至对自然所附有的责任。责任意识非常强。我们讲以天下为己任，孟子就讲过了。古人在汉代就明确要以天下为己任，己任就是责任。从古代先秦的“君子”到汉代的士大夫，有一个很突出的责任意识，就是对天下的责任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汉代思想家到宋代的士大夫，代表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乐以天下为先后，就是我们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特点是“义务先于权利”。西方近代社会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我们儒家思想里，强调的是义务。梁漱溟，他在山东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践，在这个实践里边，给他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人和人的关系，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这是中国人伦理的一个特色。我们今天讲中国人的伦理，就特别强调义务感。当然这是一个开放的义务感，决不仅仅指一个人的家庭义务。家庭义务是必需的，义务还要从家庭放大，从家庭可以放大到社区，从宗族（就是古代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中国人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义务感，而不是伸张个人的权利。
第三个特点是“群体高于个人”。西方的人本主义更多的是以个人为本，但是我们中国的以人为本，不是讲的以个人为本，还是以群体为本，所以群体是高于个人的。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先于个人，这是中国人古代价值观的特色。中国人的群体意识非常开拓，不是一个小团体主义，一个地区主义。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是大天下情怀。《论语》里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说“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中国人早就把这个“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第四个特点是“和谐高于冲突”。看看文化史会发现人类的文化里充满冲突，充满斗争、流血。但中国文化更强调和谐。西方的文化强调个人，总以自我为中心，克服别人、占有别人，排斥异教。所以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但中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宗教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它的根源都是在西方和西方文化。近代日本也是接受了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在东方侵略。所以我们从价值观来讲，因为中国传统“和”的理念，也体现在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上。历史上，当然我们也有个别帝王发动侵略战争，但总体讲，这些皇帝的作为是违反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在主流价值观中是受到批判的。中国是以安土睦邻为先，总体来讲，我们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先于个人，这个“先于”今天还要坚持，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我们没必要跟西方人一样，什么都是个人权利为先，伸张个人的要求为先。但对这一点不能极端地理解：比如责任先于自由，但完全否认自由是不对的；义务先于权利，但完全忽视权利，也是不对的；群体先于个人，但不尊重个人、不关心个人，这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想把传统价值观的传统转化，加以发展，我们要坚持这些“本”、“先”，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那些“被先于”的内容。
儒家的以民为本，今天我们还须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中国发展现实来看，要坚持以民生为先。古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它也有它的一些偏向，就是民生比民主重要。今天要将此加以现代性的转化，法制建设要加强，民主建设也要加强，要扩充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大家的权利。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今天如果把传统价值观加以发展，我们在坚持民本、强调民生的同时，也要注重民主。
要辩证地看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是比较重视公平和平等的。我们社会的价值观认为平等比富有更重要，就是平等比财富更重要，所以不患贫、不患寡，患不均、患不安。经历了“文革”，经过了人民公社时代，我们知道，对均平的追求，不能变成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完全忽视社会发展。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允许财富和对财富增长的追求，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我们最终是要走向共同富裕。要正确、辩证地理解平等和财富在发展中的差距。这既是个价值理念的问题，也是个辩证把握的哲学观念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