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不断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和数智化深化,基层生态环境信访已不再只是群众诉求的处置渠道,也日益成为感知环境问题、识别治理短板和发现风险隐患的重要入口。调研发现,基层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受理、办理、反馈和重点点位跟进机制,但随着职权调整和承接事项增加,在诉求分类与职权匹配、经验积累与知识复用、工单评价与实质化解、问题处置与风险识别方面面临着新的治理挑战。对此,应将数智技术嵌入既有治理链条,通过智能辅助分流、知识整合研判、治理实效评价和风险识别干预,打通诉求信息由受理办理向分析研判和主动治理转化的路径。
基层信访治理的现实基础与转型需求
近年来,北京接诉即办已由强调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和及时反馈,逐步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和数智化治理延伸。2021年《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将主动治理纳入制度框架;2026年北京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强化科技赋能,完善民生大数据辅助决策机制,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政务服务数智化发展行动计划又将热线智能升级、智能辅助和趋势性诉求分析纳入重点任务。生态环境领域也已形成市、区、街道(乡镇)三级接诉即办“管家”体系,使生态环境信访逐步由单纯的诉求处置渠道,转向发现群众身边环境问题和基层治理短板的重要入口。
从大兴区调研情况来看,2025年相关行政职权调整后,基层生态环境诉求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体感性、集中性和场景化特征。2026年1月—7月,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共办理12345生态环境诉求639件,较2025年同期增长20.8%。从污染类型看,噪声类311件,占48.7%,同比增长40.7%;大气污染类182件,占28.5%,两类合计占77.2%,表明诉求主要集中于群众感知直接、易反复发生的环境问题。从来源结构看,社会生活类218件,餐饮油烟和餐饮噪声类合计195件,两类合计占64.6%,反映相关问题高度嵌入居民日常生活及商居交织场景。上述特征表明,基层面对的已不只是单件环境投诉的快速处置,还需要在诉求识别、职责匹配、持续治理和风险前置之间建立更有效的衔接。
经过长期实践,基层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办理链条。接到诉求后,依据诉求目录和职权清单分类交办,经沟通核实后开展现场或非现场检查,必要时配合监测检测、整改督促、行政执法和部门协同,最终进入办理反馈和回访评价环节;对高频、重点点位,则通过包案和定期复查持续跟进。总体来看,基层已具备较完整的信访办理和重点点位持续治理基础,并积累了相应的工单、执法和处置经验。
在此基础上,基层生态环境信访治理面临由“办件闭环”向“治理闭环”进一步深化的转型要求。随着诉求持续积累,工单不仅记录群众反映和办理结果,也沉淀着问题类型、发生规律、处置方式及治理效果等信息。如何将这些分散信息转化为对同类问题的持续认知,并用于完善后续处置、发现共性矛盾和提前识别风险,成为现阶段治理深化的重要命题。
职权调整后基层信访治理面临的四重挑战
2025年4月,噪声、废气等领域的部分信访处理职责由镇街回收至大兴区生态环境局。现有机制已形成从诉求受理、分类派单到核查办理、回访评价的闭环链条,为快速响应和规范办理提供了较好基础。但随着承接量增加、事项复杂度提升以及治理要求进一步深化,基层在精准分流、知识复用、实效评价和风险前置4个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生活化诉求表达增加了行政职权精准识别难度。现有诉求目录、职权清单和派单规则,为规范分流、压实责任提供了制度基础。但生态环境诉求多以生活化语言进入工单体系,行政办理则要求迅速完成事项识别、职权判断和协同关系确认,二者之间存在专业转换。同样是噪声扰民,声源在室内还是室外、属于经营活动还是设施设备,可能对应不同的事项类别和办理路径。面对交叉事项和复杂诉求,分类仍较依赖人工经验和现场核查,容易增加退转、会商和协调成本,使制度化分流未能充分转化为精准派单能力。
二是分散知识资源制约着历史经验高效复用。长期信访办理形成的法规依据、历史工单、处置记录和工作经验,为基层依法办理和快速响应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以文件、台账和个人经验为主的知识存储方式,已难以完全适应快速检索和即时研判的需要。现有资料能够较好保存办理结果,但政策依据、问题特征、处置路径和治理效果之间的关联仍不够充分,既增加研判成本,也导致成熟做法难以稳定复制,经验优势难以转化为组织能力。
三是单一量化考评难以充分反映持续治理效果。以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为核心的“三率”考评,是推动接诉即办快速响应、压实责任的重要制度保障。但以单件工单结果为主要反馈的考评逻辑,容易强化即时办结导向,使治理资源更多投入当次诉求处置,而对重复投诉、整改反弹和长期效果关注不足。
四是风险识别较多依赖投诉累积,主动治理前置不足。“每月一题”、主动治理和未诉先办等机制,已推动接诉即办由被动响应向源头治理延伸,《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亦要求预判季节性、周期性问题并开展数据动态监测。但基层治理介入仍较多由投诉累积、问题反复等结果性信号触发,对频次变化、周期规律、整改反弹等数据的前置研判不足。风险识别滞后于问题显化,容易形成“重复投诉—重点处置”的被动循环,制约治理资源提前配置。北京市新一轮改革已明确提出增强首次反映和敏感问题识别能力,对苗头性、倾向性、风险性诉求及时预警。
数智赋能基层信访治理的路径优化
数智赋能基层生态环境信访的关键,不在于以技术替代人工,而在于重塑信息、知识与治理之间的转化机制,推动接诉即办形成更加精准、持续和主动的治理能力。
完善诉求识别与智能辅助分流机制。前端优化的关键,是把群众诉求的表象描述转化为可供行政处理的职责信息。生态环境事项职责交叉较多,既不能凭关键词机械派单,也不能因边界复杂简单退回。现有诉求目录和职权清单已让前端识别有据可依,应在此基础上强化智能辅助识别,把依赖个人经验的判断转化为可执行的分流规则。智能工具应从群众自然表达中提取污染来源、发生点位、时间特征、涉及主体和核心诉求;信息不足时提示补充关键事实,再与诉求目录、职权清单和历史同类事项匹配,给出候选类别、责任路径及依据;职责交叉、事实不清时,转入人工复核和快速会商,并将结果反向修正规则,形成“规则先行、智能辅助、人工定责”的分流机制。由此降低前端识别成本,使治理资源更加准确地进入责任链条。
增强知识整合与智能辅助研判能力。基层办理能力不能长期依赖个人经验,关键是把分散资料转化为可重复调用的组织知识。一是构建分类化业务知识体系。围绕噪声、油烟、异味、扬尘等事项,归集法规依据、执法边界、历史案例、监测检测、包案复查和答复口径,并标注来源和更新时间。二是可依托现有大模型和经审核的专业知识库建立智能辅助助手。办理人员可快速调取相似点位历史处置、相关法规和协同部门信息,由智能工具完成检索、比对和提示,工作人员负责事实认定、职责判断和执法裁量。三是建立“办理即沉淀、复盘即更新”机制,将疑难事项和重复回流中形成的有效做法经审核后及时纳入知识体系,失效法规和过时口径及时退出。
优化以治理实效为导向的综合评价体系。考评指标会反向塑造基层治理行为,应在保留“三率”的基础上增加持续治理指标,根据不同类型事项和重点点位实行分类评价。一般事项重点考察一次性解决率和重复投诉率,重点点位关注整改后复发率和复查情况,跨部门事项关注协同办理效果;对依法履职但评价不高的事项,应结合程序规范、事实证据和履职情况综合评价,避免满意度压力挤压依法治理空间。这样既保留“三率”对责任落实的牵引作用,又避免将单次满意或程序办结等同于治理完成,更符合生态环境信访长期性、反复性的治理特征。
建立风险识别驱动的主动治理机制。主动治理的实质,是把治理资源介入时点前移,将群众诉求由事后工单转化为风险信号。现有重点点位包案和定期复查已具备主动治理基础,同时应以风险识别优化包案触发和复查方式,使包案由“高频后介入”向“风险前介入”延伸。一是由“件数包案”转向“风险分级”。风险画像只针对问题和点位,通过归并同点位、同主体、同类型工单,综合投诉频次、短期变化、重复回流、时段规律、取证整改难度和协同复杂度等因素形成动态风险等级,识别持续高发、异常增长和整改反弹事项。二是由“定期复查”转向“提前干预”,将风险等级与包案、复查、联合会商、提醒约谈、监测检测等措施对应,对频次突增、季节性高发、整改反弹等信号提前介入,使治理资源优先投向高风险问题。三是由“单件整改”转向“复盘反哺”,对重复回流点位追溯首次处置、整改失效和协同断点,并将结论反哺分流规则、类案知识和包案标准,使个案处置中形成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同类问题的治理依据。
此外还需特别注意,数智技术进入生态环境信访治理领域,应始终服从专业监管和依法行政要求。智能工具可以辅助信息归纳、知识检索、趋势识别和风险提示,但不能以模型判断替代职责认定、违法判断和执法裁量。涉及事实认定、行政处置和最终答复的事项,仍应由工作人员依法作出并承担责任,做到技术赋能而不转移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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